几十年来，政府熟练地使用税收、财政投资、信贷、利率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，对经济进行周期对冲，我们挺过了国企改革、物价闯关、WTO冲击、次贷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考验。
正如物理学中的“惯性”概念，政策工具的使用，也存在方法上的惯性。这种方法上的经验主义，被叫做“路径依赖”。
的确，经验的积累是成熟的标志，但也是固执的开始——有时候经验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应对当下变动。这种错误路径依赖，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：
一、资源投入倾向于生产
①我们历史上非常喜欢把资源投入到生产端，形成基础设施、电力能源、科技研发等等，认为这样有利于生产力，至少是形成了资产。
从税收角度看，我国目前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，也就是针对生产端的货物销售增值额的征税。那么自然财政在投资的时候，更倾向于能直接保障主要税源的生产端。
尽管消费税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税项，但其主要针对的消费品的流转，并在生产或进口阶段征收，属于间接税。
这意味着政府增加消费税收入的主要方式，是通过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进口，而非直接刺激消费需求。
这种税收政策的导向，也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生产，而非推动消费。
因此，自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一直尾大不掉。我们庞大的工业体系，一旦遇上财政刺激，产能就会迅速过剩，叠加出口不振或内需不足，就能使经济陷入通缩。
如果单纯淘汰落后产能，那是“百万漕工，衣食所系”，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。如果要对症下药，目前特朗普的政府的关税大棒正在举起，出口阻力在未来四年一定会加大。我们亟需把财政资金用来培育内需，通过大规模补贴形成强势的国内循环。
二、中央赤字安排比较谨慎
我们历史上穷怕了，少有大赤字，财政政策一直以稳健著称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一直以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的赤字标准作为参考：赤字率不超过3%，负债率不超过60%，即是所谓的“国际安全线”。
赤字率就是赤字与GDP之比。在疫前，中国赤字率始终保持在3%以下，只在2016年和2017年预算赤字率达到3%的水平，2024年财政赤字安排是3%。
但纵观国际，早就在实操上放弃了这个“主流安全线”。美国目前赤字率是6%以上，日本、法国是5%以上，欧元区国家平均也在3.6%以上。
沉疴猛药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。中央通过扩大赤字规模，增加财政支出，可以有效拉动资本形成，带动民间投资，扩大有效需求。
地方政府之前承担的民生支出，也由中央赤字来补充一部分，增加对社会保障、教育、医疗等领域的投入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，改善民生状况。这样可以显著改善居民收入预期，增加消费信心，扩大居民部门需求。
一句话，内需就是我们经济目前最大的抓手，地方政府在债务负担之下，已经无法承担刺激内需的任务，必须通过中央财政来实行，把人们的信心立起来。
三、过于关注“养懒汉”等道德风险
我们历史上不敢给群众直接发钱，担心养了懒人，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。这种说法既不符合现实，理论上也站不住脚。
比如，北欧国家的福利是公认高的，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多年来就非常高，根据欧盟统计局今年11月的数据显示，丹麦、冰岛、挪威失业率为都在3%到4%，近乎完全就业，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。
以我国情况来看，目前的低收入人群储蓄率，是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的。为什么低收入群众很喜欢存钱？就是社会保障水平不够。
即使是“撒币”式发钱，同样的1000元对穷人的作用也远大于富人，更促进公平。生产力是人创造的，让人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能源源不断投入再生产活动。

有效的刺激不可能做，无效的刺激做了等于没做。
等死吧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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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钱，或是赚钱的机会给老百姓，
你看老百姓会不会销费

要他妈你们刺激？ ， 一周没吃饭，硬上开塞露，开塞了，给你们吃吗？

拉不出来。说到底还是肚子里没食

无非就是切蛋糕的留着自己吃，普通的就只能看

社区人均经济学家

发钱是不可能发钱的

泰国有发二千块

谢谢分享

中央财政赤字再大也拉不起经济的，因为民营企业能拿到的好处很少，而就业却主要靠民营企业，就业和收入不提高就没法提升消费

感谢分享。经济真的要靠市场自己调节。干预越多，企业越难

现在发钱也是买生活必须品，发个优惠劵就要了老命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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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钱是不可能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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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误路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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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你一篇自由亚洲的文章
根本不是路径问题

[quote]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问题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而习近平救经济的招数，亦越来越匪夷所思，基本上都超出大众对经济的认知。只不过，无论怎样救，香港和中国股市都只有短暂的反弹，之后再堕入跌市，外资继续出逃。其实中国对西方的政策出了大错，与对中国过去经济兴起的原因缺乏真实的认知有莫大的关系。

总加速师习近平的中国梦一场

中国官方以至民众，其实都是以日本，以及亚洲四小龙作为参照对象，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向西方国家出口大量廉价产品兴起。但这一方面只是表面，如果仔细比较亚洲四小龙日后的发展，就知中国以为可以随便向西方说不，根本只是自讨没趣之举。

日本确实战后出口大量廉价产品到美国，只不过，在二次大战后，日本自己都屡出诺贝尔奖得主，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是物理学教授汤川秀树教授，他是童年跟祖父背诵儒家四书五经，由学士到博士都在日本完成的土产学者。中国去到2015年，才出现第一个没有西方国家留学背景的诺贝尔奖得主，因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而得奖的屠呦呦，但去到2015年，日本已经是欧美以外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，而且有三位美国得主，其实也是在日本受完整学士到博士教育，换言之，日本之所以可以转型不只是因为当初大量出口产品去美国这样简单，而是在明治维新后，日本教育和研究已经积累可观的技术基础。

而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南韩，在民主化进行期间，同时作出技术和文化升级，台湾是公认的半导体大国，而南韩也是台湾这方面的竞争者，半导体代工需要密集的技术投资，并非可以靠抄可以成事。况且南韩本身文化出口亦十分成功，由《鱿鱼游戏》到《黑白大厨》可以横扫全球，就可以知道南韩的软实力相当可观，这软实力是南韩民主化才开始出现。至于同属普通法体系的新加坡和香港，一早向金融中心方向走，港新两地都有英国人留下的商业和法治制度做支撑，而这也是中国没有。基本上，中国兴起只靠廉价劳工，但科学、文艺、法治等方面软实力，因为共产党体制完全没有进步过，因此，一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决裂，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替代的经济基础。而香港之所以经济也随之崩溃，因为中国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全面摧毁，丧失作为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。既然做不了金融中心，也没有任何廉价劳动力提供，也不能与西方交易，香港经济走入死胡同亦十分之正常。

核心价值崩坏断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

经济周期的问题，可以用宏观政策工具去调节，但经济结构的问题，如果不对症下药根本无法可治，一如伤风感冒可以用一般成药处理，而心脏病、癌症一类，就必须专家出手，而且还要动手术或出动化疗、标靶治疗等疗法，都不一定会成功。习近平拒绝求变，一味用伤风感冒药去治理重大问题，讳疾忌医的结果，就是病情一日比一日深，而任何救市方案就一日比一日无效果。外资大举离开，其实十分之合情合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现时中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习近平乱来，而且当外资流出速度越来越快，以及西方有更多产品向其他国家采购时，中国就更难回到昔日的光景，甚至很有可能进入长达十多年的混乱日子。

昏君无能缺乏制衡 中国经济堕深渊

中国这套没有制衡可言的政体，由于无人可以制止昏君胡作非为，只要一出昏君就必然堕入万丈深渊，明君出现机会不多，但昏君就十分之容易坐上宝座，而救市一次又一次失败，这只是预期结果，亦不必对任何所谓救市措施有任何期望。[/quote]